连载|六十年家国(一

  这是一部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鲜活家史,也是一部生动的个人成长史和心灵史,透过作者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文字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60年的风云变幻,以及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家庭的命运。

  几十年后,我才懂得,这是爷爷逃票的策略。他认为分成两队可以混过检票,省下车票的钱。至于孙子被抛弃的感受,他是决计体验不到的。不对!更准确的说,爷爷是没有条件去体验,那种体验太“布尔乔亚化”了。对于一个乡下的穷人,当时的一元钱,也就意味着一家人几天的活命费。他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去考虑什么心理感受,那太贵族化了。

  在我的记忆中,班主任是个年青、漂亮的阿姨。她看到我后,笑着问:“你也是少先队员吧?红领巾呢?”我一下子愣住了,只感到喧闹的操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小朋友的眼光都盯着我。在所有红领巾的面前,只有我是个“异类”,脖子上空空的,站在整整齐齐的队伍之外。

  了解当年的实情时,我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特别是亲身经历过了“伟大的”,此刻,我完全能够理解母亲当年的心境: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四个弱小孩子的母亲;一个在那样政治、社会环境里四个弱小孩子的母亲,实实在在是没有“自杀”的权利。在四条弱小生命的面前,连死亡都只能是一种奢望品。她唯一选择的,只能是屈辱的活着。

  那是个秋天?春天?或许是夏天?那一天,漫天阴霾。一个瘦骨嶙峋的孩童被一个陌生的成年人拽着,爬上一条高高的路基,两条铁轨伸向无尽的天边。没有父母告别、没有兄弟送行,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独自的人生道路。

  刘泽林,老三届知青,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1978年开始任教于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原安师大滁州教学点、滁州师专中文系),从教30余年。往事如烟,唯诚不变,立此存照,自我解嘲。

  这是我的人生的第一次“说谎”:我感到血一下子全涌上了头顶,天地之间,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我的心跳声。当时,我害怕极了。害怕被发现是“说谎”,更害怕带不上红领巾,而成为“异类”,被排斥在众多的小朋友之外。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幼小的儿子再次“被”戴上那条血色的红领巾时,我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巨大的威压与屈辱。(未完待续)

  上火车、下火车、上汽车、下汽车,终于不再坐车了,我们又开始了步行。苏北大平原,笔直的公路,遥远的地平线。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了多远。

  说到这里,母亲说:“我当时根本不愿意写,只想死。但是,我有四个孩子,大的七岁,小的刚四岁,我不能死。”

  这部《六十年家国》的回忆录最初于2012年以网名“一路观看”发布在《凯迪.猫眼看人.百姓家史》栏目中,副标题是“写给我的孩子,与一切愿意倾听的朋友与同学”。

  对于一个一年级的新插班生,我感到十分好奇,又特别的无所适从。别人都在排队,我却不知站到那里。别人的脖子上都系着条漂亮的红领巾,而我却什么都没有。

  我挨着人流朝检票口走时,那种心灵的恐慌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四十多年过去了,有时我在梦中还会感到那种恐慌与荒诞。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任何检票员找我的麻烦。就这样,我混进火车站、混进汽车站。特别令我温暖的是,有个检票的阿姨,不但没有找麻烦,还给我们找了一个座位。

  那时,我的母亲也是国家干部。几十年过去了,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她,才告诉我当年的实情:58年,组织上派人找她谈话:“你男人已经被打成,必须跟他划清界限”。组织要求她必须表明立场。要求她在一夜之间,必须写“一百张大字报”。就这样,在我父亲共同努力下,直到第二天太阳升的很高,他们两人才写完了这一百张大字报。于是,组织上对我母亲宽大处理,保留公职,全家被下放到一个边远的山村。

  善良而淳朴的人们啊,你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崇高而严密的“组织”,对于一个幼小的儿童具有怎样的威压?对于他的人性又能带来怎样的的摧残!?

  此刻,我第一次清晰而又模糊的感觉到,一定是自己家里出大事了。要不然,自己为什么突然掉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为什么别人都有红领巾,而自己没有?我感觉到,自己是没有资格与一般小朋友站在一起的。我的脚步开始朝外挪动。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我的爷爷,那个瘦骨嶙峋的孩童就是我。他从苏北的农村赶来,把我带回老家。那是1959年,那一年,我6岁。

  那个年轻、漂亮的班主任看懂了我的困惑与害怕,她走到了我的跟前,摸着我的头,鼓励的说:“我知道,你在家里就已经是红领巾了,站过来吧。”我迷迷糊糊的点点头,站了过去。

  到了火车站,在检票口,那个陌生人(后来才知道他是爷爷),让我排在别人的背后进站,他却站到了另外一排队里,搞得我十分害怕、紧张、困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排队、第一次跟着一个陌生人出行,居然他又这样抛弃了我。天地之间,一片茫然。

  现征得原作者刘泽林先生的同意,从今晚起在“蔚然湖”公众号连载,全文40000多字,计划分20次连载完毕,每次约2000字,每周两次,逢周二、周四晚八点准时推送,敬请关注!

  我生于1953年的4月,我的父亲是1939年的老革命,当年,也曾经是名震一方的抗日英雄。在抗战的反扫荡中,曾经被的《拂晓报》誉之为“敌后坚持的一面旗帜”。57年时,他是一所地委党校的理论教员,不知讲了什么话,他被组织上打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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