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位神秘长者谈谈各色人物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时,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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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也试着去理解、歌颂,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这位神秘长者,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此后便在一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宝贵的二十年 ……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作了汇报,周恩来不能不汇报。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还是!其实能不知道江丰是吗?

  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

  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1984年,几个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出访日本。当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张光年突然对从维熙耳语说: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事写起,读的时候,也觉得那事儿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读着读着,便恍然意识到,他写得其实并不是小事。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

  他有一首献给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同志》:亲爱的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从维熙回忆说:难以想象,张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作为奔涌而出的地泉。

  吴冠中的画,都是些小品,将他奉为大师,难以服众。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作品。吴冠中原是搞油画的,没搞出名堂,就改画国画了。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领导了,是一帮在统治,中美院已成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沈从文落难时,黄永玉并没有看望过沈先生,也不对谁说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了能写的,隐去了许多不能写的,这和《红岩》类似。《红岩》里,只有甫志高一个叛徒,且地位极低,无足轻重,其实这与史实是不符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的作者却不敢实话实说。《红岩》的作者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了党组织,但也一直不愿公诸于世。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曲波个头不高,身体瘦削,腿有残疾(是战争时负伤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见到曲波的人都很纳闷: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可惜他活的时间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一点,顾准本人更清楚,他在临终时说:感觉眼前,全是金灿灿的麦子,等着收割呢,只是没机会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非常肮脏。张贤亮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所缺乏的,都是诚信。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浩然晚年称: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其实这样的话,听来令人不由地想起某个死刑犯临刑时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真潇洒还是故作潇洒?是真愚昧,还是真汉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难以置喙。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按:原题《听一位长者谈各色人物》,曾分两期首发在《华商汇》。这位长者是谁,真的不知道。。。转发此文,不代表完全认同其中的观点,仅供参考。

  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吴冠中总是说:笔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没有笔墨,吴冠中的所有画作,不都等于零了。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也十分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从维熙的中枢神经了,张光年说: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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