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谈』停止计划生育刻不容缓

  “额外过剩”,会出现高就业压力。总抚养比在50-60%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美国1950年以来就一直维持在50-60%,1980年代的中国和现在的印度的总抚养比也是在50-60%。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

  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前面是万丈悬崖,人口政策需要敦刻尔克大撤退,而蔡昉却还在强调“中国的人口政策要有连续性、稳定性,即使调整也要遵循渐进的过程”()。二、蔡昉自相矛盾的人口红利理论

  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在1991年之后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只有1.22,那么2001年开始的“十五”计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包括蔡昉在内的主流人口学家却坚持认为中国生育率有1.8,反对“十五”期间调整人口政策。胡鞍钢等人还专门上书中央,提出“十五”规划制定的建议: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主流口学家的建议,2001年“十五”计划提出,2005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3.3亿以内,201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1个就业机会(考虑到部分劳动年龄妇女要照顾孩子,总抚养比恰好是在50%左右),笔者比较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不是泛指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国由于倡导“只生一个”,既减少了上亿消费年幼人口,使得中国的总抚养比只有34%,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内需不足,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中国目前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大量的企业将倒闭或转移到印度等年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而中国的内需市场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大量中老年人劳动力将失业。日本1995

  国际社会认为2.1的生育率比较合适,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在2.1,2.1的生育率能够维持人口的持续发展。而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性别比更是长期保持在120以上的高水平(而发达国家只有105左右),说明中国需要生育率远高于2.1才能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为什么还认为中国的目标生育率需要在1.8?这是故意谋杀!

  既然承认生育率只有1.4,也承认“现在来看就算是放开来生的线”,但蔡昉却并没有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而只是建议“尽快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20

  ’短期不会影响经济和就业”()。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每年多出生数百万消费者,难道不会制造就业机会?他们成长过程所带来的产业链有多长、有多大?显然蔡昉对此毫无洞察力!2012年2月20日蔡昉竟然给zzj上课讲就业!五、蔡昉的产业理论将导致中国产业空洞化

  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4,连蔡昉现在也不再坚持认为生育率有1.8,而改口认为“过去的这几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但他还坚持认为1.8的生育率是中国理想生育率。他说:“国际上普遍认为2.1的生育率是比较合适的,鉴于中国的国情所以保守一点,定在1.8”,并说“1.8的总和生育率是我们进行政策改革的依据,或者叫合法性。”

  80年代(及以前),由于有年轻劳动力补充,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稳定在35%左右,日本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在1995年劳动力开始减少后,由于制造业所需的年轻劳动力补充不足,导致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比例从1993年的34.3%下降到2009年的27%,同期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从2200万下降到1700万(并且年龄结构老化),出口占全球比例从9.9%下降到4.8%。1994年全球500强企业中日本占149家(美国占151家,中国占3家),但2010年只占68家了(美国还有132家,中国增加到61家)。如果采纳蔡昉的观点,中国将出现产业空洞化。由于中国劳动力将从2012

  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之比,总抚养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其实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上升越快。将儿童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混为一谈很容易掩盖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我比较了比较了1961-2010

  2010年7月蔡昉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作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重要的参与单位,会议得出结论:“预计‘十二五’时期的出生人口数量会多于‘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他们的建议显然是假定生育率仍然有1.8,并被“十二五”规划采纳。

  GDP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关系,发现人均GDP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是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是负相关关系。日本历年抚养比与人均GDP

  15-64岁总劳动达到顶峰,2013年开始负增长。总劳动力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国力全面下降。比如日本15-64岁的劳动力从1960年的5931万增加到1995年的8726万;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1》,日本GDP占全球比例从1960年的3.3%上升到1994年的17.9%。当时日本经济如“日”中天,1989年索尼买下了美国文化标志哥伦比亚公司,三菱买下了美国地标性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民众都对未来经济持乐观态度(就像现在的中国)。但是1995年之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年龄结构也不断老化),日本经济上升势头戛然而止(1996-2010年这15年GDP年均只增长0.9%),日本的GDP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的17.9%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8.7%。2010年日本劳动力只比1995年下降了6.6%,但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了;而到2050年日本劳动力将比1995年下降41.2%,意味着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将继续下降。日本历年15-64

  1980-1989年的2.5%升高到2000-2009年的4.65%。中国将面临“年轻劳动短缺”和“中老年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的局面。“保增长”是现在的经济目标,“保就业”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政治任务。中国近期的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2010

  1.6%增加到2010年的9.3%;如果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将有充沛的劳动力,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将继续快速增加;但是由于计划生育,2012年后劳动力就将负增长,中国崛起的希望将毁于一旦!中国目前人均GDP还只相当于日本的10%,社会发展水平比日本落后四十多年,总劳动力在2012年后开始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大幅放缓,下届领导的日子将很不好过。蔡昉等主流人口学家是罪不可赦!四、蔡昉的理论导致中国高失业率

  ”,将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比例稳定在目前的27%的水平上(并需要防止年龄结构老化),保持实体经济的优势,才能保证服务业的正常发育(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服务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提供就业机会。但中国年轻劳动力短缺却很可能让“中国制造”既减量,又提不了质。可以用“

  500强企业的份额将很难继续高速增加。2002年印度只有1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但2010年已经增加到8家了,由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仍将继续增加,今后将有更多的企业进入500强。有人说中国民工荒只是春节后才有,说明只是季节性的;其实不然,春节后民工荒之后,就有大量企业破产或转移,意味着就业机会在逐年萎缩。今后会发现,中国现在的产业结构正在走日本1990

  在2004年之前,蔡昉认为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高峰。2004年他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人口会在2030年达到14.4亿顶峰。根据他的这一预测,2004-2010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938万人口;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04-2010年平均每年只出生1527万(其实还有虚报),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则显示平均每年死亡904万,那么意味着2004-2010年平均每年只增加622万人口(其中2010年只增加400多万)。也就是说,蔡昉的预测误差1/3!

  34%,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蔡昉等人却吹嘘为人口红利!中国总抚养比太低是因为儿童抚养比(人口投资)太低,只有22%,必然导致今后老年抚养比(人口还债)的大幅反弹。中国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计划生育。如果中国能在今后十多年将儿童抚养比提高到30%

  ”。2011年蔡昉还坚持说:“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导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2.3%,同期人均GDP年增长速度在8.6%左右,因此,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胡鞍钢等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观点。2006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0-14

  2010年,儿童抚养比从39.7%下降到23.2%,老年抚养比从15.3%上升到25.9%;人均GDP年增长率由1961-1969年的平均4.03%下降到2001-2009年的平均0.86%。英国《每日邮报》2011年10月11日报导:年轻一代到了65岁时,富裕程度会比他们的父母少25%。他们属婴儿荒(baby bust)世代,这群人的未来在每个层面上,都比婴儿潮(baby boomer)世代要凄凉。蔡昉2011

  ”来形容蔡昉等主流人口学家!中国需要的是人口发展学,但中国目前的人口学是人口控制学,人口政策调整根本就不应该征求蔡昉等人的意见。(全文完)

  ?》一文比较了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刘易斯拐点理论只有理论价值,没有实际价值。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和韩国在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总劳动力和青壮年劳动力都还在增加(日本总劳动力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30年才开始减少;韩国和台湾的总劳动力要到2015年才将减少),当时是结构性短缺;中国现在的用工荒是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不是刘易斯拐点。2002

  人口红利理论、刘易斯拐点理论都是蔡昉引进并鼓吹的,误导了整个人口学界和经济学界以及决策层,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并占着人口所的名额成为学部委员,但滑稽的是,蔡昉竟然不承认自己是人口学家,他说:

  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达到4.5亿的顶峰后开始减少,随之出现民工荒。青壮年劳动力到2011年减少为4.2亿,比2002年只减少了7%,但是对经济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而到2032年将减少到2.9亿,影响可想而知。2012

  2050年总抚养比也只有62%,相当于1980年代初期水平。低方案下2040年总抚养比只有55%,相当于欧盟1960年和1980年的水平(那段时间经济发展相当不错)、日本1961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和2009年的水平、美国1975年的水平,在全世界来说仍算是很低的水平,也就是说“人口红利”(依照蔡昉的标准)过30年仍然没有消失。201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只有34%,即便2013年稍有上升,仍然比其他国家的历史最低点还要低,怎么就叫“人口红利消失”?难道蔡昉的“人口红利”标准就是总抚养比低于34%?那么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目前有人口红利,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人口红利(日本总抚养比最低点是43%,美国最低点是是49%)。可见,蔡昉的观点自相矛盾。三、蔡昉拐点论将中国经济拐入歧途

  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但当时蔡昉却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不足为虑。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中国劳动力短缺只是结构性短缺,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庞大,2016年将达到高峰10.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然而近年的情况表明,劳动力短缺并非“

  ”,而是愈演愈烈、全线告急。蔡昉近年用“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理论解释中国劳动力短缺,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该观点对经济学界以及决策层影响甚大。笔者在《国未富人已荒——

  “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随后转而上升,意味着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其实依照蔡昉等人的“低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的标准,根本没有必要调整人口政策,因为调整人口政策虽然能够降低老年抚养比,但同时也增加了儿童抚养比,反而提高了总抚养比。我们以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来分析一下蔡昉人口红利理论的荒谬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联合国误判了中国人口形势(判断中国1996-2010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那么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蔡昉所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是重要成员)却仍然认为生育率有1.8。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现行独生子女政策不但没有必要放宽,相反还需要加强。因此,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认为“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各地掀起了抓计划生育的高潮,出现了广西博白事件、山东临沂事件。

  1.71,2010年还有1.64;而人口普查显示1996-2010年平均只有1.4多,其中2010年只有1.3),因此对中国人口的判断和预测是不准确的,比如将2010年20岁以上人口虚夸了19%,认为中国2010年总抚养比有38%(而人口普查显示只有34)。联合国低方案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10年的1.64下降到2020-2025年的1.03,然后在逐步回升到本世纪末的1.51,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3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1.30亿、2100年的5.06亿。中方案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10年的1.64逐渐回升到2095-2100年的2.01,中国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13.98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2.96亿、2100年的9.41亿。高方案认为中国生育将从2010年的1.64迅速回升到2010-2015年的1.81、2020-2025年的2.03,然后再不断升高到本世纪末的2.51。其实中国现实生育率是沿着低方案、甚至更低的路线走。即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达不到中方案的水平。而高方案是非常夸张,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姑且依照联合国的方案,来看看蔡昉的人口红利理论。

  50%左右,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大为改善。停止计划生育既可以增加现在的总抚养比(增加儿童抚养比),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降低今后的总抚养比(降低老年抚养比),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弥补今后劳动力短缺。但是蔡昉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在坚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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